记者跑了好多弄堂才见到一户居民在自己做蛋饺

　　这两天春卷皮子的生意很红火

　　过去瓜子花生多是自己炒，现在都买现成的

　　天镇路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在大门贴上福字

　　相比过去家家手工制，腌腊食品如今多以购买为主，图为市民在食品一店选购年货 晚报记者 任国强 本版现场图片

　　备足年货过大年。距离蛇年新春只有两天了，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街上肩扛手提的市民大多是带着年货回家，脚步匆匆，脸带笑意。

　　南京路上，第一食品商店里，人头攒动。来买年货的人，除了这买卖的过程，可能还想温习一种对于年的最初记忆。我们自己的生活，正在变成历史。值此忙年之际，本报采访了几位不同年代的上海人，请他们回忆曾经采办年货的经历。并非新不如旧，只是那时的我们，是过得如此不同。

　　旧年味

　　邵阿姨，1949年生于上海，始居山西路，过年前十天就开始忙磨糯米做汤圆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超市里常年供应充足，不必等到过年才能饱口福，所以，准备年货的感觉淡了不少。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宽裕，但是到了过年，必须得准备齐全，人家来拜年走亲戚，招待不周太难为情。

　　印象中我八九岁的时候，物资紧缺，东西凭票供应。有豆制品票子，有鱼票、肉票、糕饼票，买毛线也要票。到了过年的时候，会发一些特别的票，比如能买一包细粉丝的票，能领糯米或糯米粉的票。

　　那时候准备年货，主要就是吃、穿和零食。我一般从过年前十天就开始忙了。有时整夜整夜干活，早上睡一会儿就去上班，那时年轻身体好，一点都不觉得累。

　　汤圆是每年要做的，水磨粉的汤圆好吃，那时候有糯米的票，大家都领糯米而不领糯米粉。糯米磨好之后，就装在缸里，每天换水，到了要做汤圆的前一天，把水磨粉捞出来，放在干净的白布上面晾一晚上，第二天就直接能做汤圆了。汤圆的馅料也很讲究，糖要用绵白糖，不能用白砂糖；芝麻买来时是生的，先要炒好，放在干净的台子上面，用洗干净的玻璃瓶子去碾，碾碎了之后，再把芝麻、猪油和绵白糖拌在一起做馅，紧致不容易散。

　　有人家喜欢腌咸鱼，我们家是腌肉，把肉用花椒、盐腌一腌，然后吊起来，晾到没有水分，过年吃的时候蒸一蒸就行了。有时候我也把鸡肉、鹅肉弄熟了，用盐腌一腌，然后用酒浸泡，做成醉鸡、醉鹅，招待客人时就是一个冷盘。那时候的冷盘就是花生米、皮蛋、醉鸡、醉鹅、肉松什么的，一小碟一小碟的。

　　过年前还得准备新衣服。那会儿，一大家子就一个衣橱，基本都是一年到头才有一件新衣服，手巧的都是自己买布来做，实在不会做的才去找裁缝。小孩子的新衣服肯定是有的，如果条件还可以的，爱漂亮的姑娘也会给自己做件新衣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批发市场了，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超市了，东西便宜了，容易买到了，真正自己动手准备年货的人就少了。现在，孩子们爱吃的粽子、汤圆、八宝饭，我都自己做。以前商品少，但是从店里买回来的东西，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现在东西这么多，却觉得从外面买来的不如自己弄的好吃。

　　于香蓉，女，1958年生于上海，始居南京西路，半夜两点就被叫醒全家一起去菜场买菜

　　我觉得小时候过年特别高兴，很有年的气氛。虽然东西少，还凭票供应。我记得，过年发的票是按照大户小户分的，4个人以下算小户，4个人以上算大户。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所以算大户，每年过年都能分到一斤花生，你不知道，过年家里有一斤花生，在那个年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那时候没有炒货店，花生要自己炒，怕花生糊，锅里要放砂子。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帮妈妈炒花生，心里特别高兴，一直翻啊翻的，花生都熟了我也不知道，弄得几乎有点焦了，心里感觉可难过了。

　　过年前买菜也是大事，那时候不像现在，蔬菜这么丰富，菜场全天都开门，我记得那会儿，每种菜前面都有几十个人排队。如果只有一个人，等排好这个队，其他的菜也就都卖光了。所以，每年买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半夜两点就被爸爸妈妈叫醒了，全家出动一起去菜场，五六口人分开，各排各的队，才能满载而归。虽然特别累，但是心里高兴。

　　过年的时候，还要准备新衣服。以前冬天都穿棉袄的，棉袄不能做新的，但是一般的人家，孩子的罩衫过年肯定要做件新的。那时候布店多，成衣店少，罩衫都是大人买布自己做。小孩子的罩衫外面有两个大口袋，到各家拜年的时候，可以用来装花生、糖果什么的。

　　我记得，年三十晚上，每家的母亲几乎都是不睡觉的，笋干要发、要烧，汤团要做，还要做蛋饺、肉圆，事情特别多。

　　现在过年省事多了，很多东西都买现成的。我们兄弟姐妹关系特别好，每年过年都聚在一起，除夕晚上从不出去吃。现在，我已经在排大年夜的菜单了。我们家过年是包饺子的，饺子里还要包红枣、硬币，谁吃到预示着谁运气好。本来，哥哥姐姐上了年纪，都说不要那么麻烦了，可是小辈们不愿意出去吃年夜饭，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感觉。现在，像我们这样大家庭一起过年的少了，一个小家，三两口人过年，我总觉得不够热闹，没有过年的氛围。

　　周林，男，1960年生于上海，始居汉中路，妈妈磨水磨粉我打下手听着收音机很温馨

　　我小时候总盼着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平常的零食就是炒豆，过年能吃到花生米，那算很高级的食品了。

　　平常买菜要凭菜卡的，每买一次就剪掉一个号。到了过年的时候，会专门发菜票、肉票、副食品票，用来买菜买肉买鱼什么的。我印象中，每年过年前，爷爷就催着我去菜场排队买东西。不过，那时候没什么惊喜，基本上拿到了什么票，就知道今年能买到什么年货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市场供应好一点了，能买到糯米了。我妈妈就用小磨自己磨水磨粉，一边磨一边加水，磨出来的粉特别糯，然后装在洗干净的裤子口袋里，等着水滴干。那时候，妈妈磨水磨粉，我在一旁打下手，边上开着收音机，感觉很温馨。

　　因为妈妈老家是崇明的，过年前，老家常有人带了崇明糯米糕过来，妈妈会给邻居家分一点。现在，亲戚还是会快递崇明糕给我妈妈，妈妈再分给我们兄弟姐妹。

　　我是上世纪90年代成家的，那时候，过年准备年货一点也不着急了，超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即使临时去也买得到。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再加上父母一共11口人，每到过年，三家轮流做东，每家招待一天。为了这顿饭，我还是会买很多东西备着，至少有点置办年货的气氛。今年，我妻子专门做了鱼圆和肉圆，我觉得特别有年的味道。

　　赵明，男，1972年生于上海，始居四川北路，屋里架根竹竿上面晾着腌制鳗鱼、腊肉

　　我的童年记忆大多与石库门有关。石库门里一个门号五六户人家，很多是亲戚、同族，有些不是亲戚的，邻里关系也特别近。

　　提起过年，我印象最深的是跟着大人去采办年货。那时候年货基本是在菜场买。附近隔一两条马路就有一个菜场，不过，那会儿副食品没有那么丰富，菜场里人多菜少，荤菜更难买到。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拿着各种各样的副食品票一起采买。

　　天刚蒙蒙亮，大人就提上篮子，叫我起床了。还有人怕自己起床晚了，前一天晚上就放个空篮子在那里排队，有人舍不得放篮子，就捡块红砖放那儿，第二天早上，篮子的主人或是红砖的主人到了菜场，免不了一场口角。那时候上海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有些菜场是露天的，就在水泥砌的台子外面贴了瓷砖，菜啊肉啊摊开放着，上面还吊着灯泡，大家就在灯光下买菜买肉。那时候没有讨价还价，把票子和钱给人家，人家把东西给你。

　　我印象中，过年时还要买糖果、糕点，一般也是到附近的食品店里买。糖果买不了那么多，小孩子又样样喜欢，大人就一样挑一些，凑成什锦糖果。穿的衣服一般不带小孩子去买，都是大人提前买好的。那时候，南京路就是上海的中心，住在外白渡桥外面的人去趟南京路，就算进城了。

　　过年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买的——烟花爆竹。那时候卖花炮的都是在弄堂口支块木板摆个摊，有钱的人家会买好一点的，像夜明珠什么的；男孩子会买二踢脚、小鞭什么的。一般石库门房子有个后门，里面是公用的水斗、厨房，趁着没人，丢进一个炮仗，回声特别大，整幢房子里都听得见响。

　　一般采办年货都是以祖辈为主，父母要上班。后来，经济形势稍微好点了，单位效益好或是社会交际广的人，就去采办一些菜场里买不到的年货，比方说腊肉、海鲜。那会儿供应还是紧张嘛，能弄到这些东西，在屋里架根竹竿一晾，周围邻居过来看，竹竿上有腌制的鳗鱼、腊肉，就会说这家是“有点路道的”。这种年货采办的方式，基本上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个体、私营经济活跃起来，就不再拘泥于一种渠道置办年货了。

　　在上海人家里，小年夜晚上起，小孩会帮父母做一些家常菜，天冷放得住，熏鱼、蛋饺都是要吃到正月十五的。做蛋饺，勺子里面放猪油，在火上烧热，大人打匀鸡蛋，舀一勺在勺子里晃一圈，便成了蛋饺皮子，再放一些肉末当馅。小孩说是帮忙，其实是捣蛋，因为蛋饺金灿灿的像元宝，如果把蛋皮弄破了，卖相不好，大人就会让孩子吃了，便宜了小孩子。

　　另外，还有一样年货很重要——汤圆。那时候家家有个小磨，把糯米先泡好了，然后用石磨磨，雪白的米浆就从磨下面流出来，磨满一罐，就吊在面粉袋里，等着里面的水分渗干了，剩下的面就可以用了，雪白而有韧劲。里弄里一看到有人家开始做水磨粉，就意味着要开始忙年了，家家户户，年年如此。

　　这些年过去了，上海受各种外来的影响很大，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这就是上海。但是，记取过往的事情，对我们的前行，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