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谈10年创业路：发不出年终奖向公司员工道歉

蒋家第四代的身份，在蒋友柏发展事业的过程中，犹如一把双刃剑，他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也有人以为他只是在利用名人效应，而很多急于和蒋家划清界限的叔伯们，在蒋友柏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纷纷向他关上了门。（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原标题：专访蒋友柏 “第十九层地狱也是天堂”

文／文林 摄影／阿佑

早上9点半的早会结束后，蒋友柏双手背在身后，在方正通透的办公室里走了一圈，不时停在某位员工旁边指点沟通，那场面看起来，就像是在监督课堂作业。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他说只是在看看他们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够好。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细致地去观察员工的工作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客户的利益，还是要看一下。这倒不是工作的紧张，因为这么多年，工作的这种状态都已变成了一种习惯。”

问他的下属会不会感到紧张，回答一律是：“没有啊”，“老板很好啊”……

采访那天，蒋友柏穿着一件深色条纹T恤，包住一身已经练得非常到位的肌肉。蒋友柏每天去健身房3个小时，用短短3个月时间练出了一身别人需要1年才能练成的体型，并且坚信“胸肌连到肩膀才好看”。与媒体打惯了交道，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时，他不用人指导，也能摆出非常酷的姿势。

蒋友柏戴的眼镜是自己公司的设计，也是橙果设计最新的产品。在这个名叫“KDX看东西”的眼镜产品中，蒋友柏第一次将眼镜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眼镜品牌用文化来定义。”他说。

对记者来说，蒋友柏并非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他特殊的逻辑思维和说话方式，让记者自信满满地抛出去的问题像撞到一块海绵上，落地无声。他讲话很快，而且是碎片式的、跳跃的，你必须半听半猜才能领会他的意思。那些生意人应该具有的圆滑、世故，所谓的说话技巧，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体现。正是这个习惯了以硬碰硬、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蒋友柏，带着橙果设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变成了最赚钱的设计公司之一。

咬牙度过艰难时期

每个公司都会用某种特别的形式庆祝自己的10周年，在橙果设计的第10个年头，自认为“从来没有好好地写过一本书”的蒋友柏写了第一本他自己真正想写的书—《第十九层地狱》。

虽然在这之前，他为大众所熟知的著述也有好几本，但都是迫于别人的面子发表的。《悬崖边的贵族》、《悬崖下的小道》、《蒋道设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让蒋友柏为大众知晓的出版物，在他看来，都没有他所认可的阅读价值。

《第十九层地狱》是蒋友柏对创业10年的回顾与经验思考，以及个人对于创意设计的观察、理解与经营哲学。这10年的历练过程，毫无疑问是炼狱式的。除了事业方面，《第十九层地狱》还有蒋友柏对自己少年时代家道中落之后的那段日子的“忏悔式”陈述。

12岁之前，蒋友柏生活在天堂中—住大房子，吃饭穿衣都有佣人服侍，出行都是配有司机的轿车。但12岁祖父去世，家道中落，他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不仅再没有之前富裕的生活，就连过去所有的价值观都轻易被推翻。但因为年轻，因为幼稚，他依旧和其他富家子混在一起，泡吧、泡妞、追求奢侈品，挥霍了大把光阴。“但当自己屈着身体躺在离天堂19层远的地狱时，我反而看到了天堂的全貌”。从美国留学回到台湾的蒋友柏，像突然开化了一样，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他没有服从家族的期待和安排，没有从事银行、投资、律师等等首选行业，而是出于对任何与贵族相关的行业的鄙视，选择了设计。

然而，2003年时的设计在台湾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产业，“设计在政与商的眼里，就只是台面下的戏子，没有实质的正视理由，却有着弃之可惜的娱乐价值”。橙果的使命，就是了解并破除这种错误认识，这也是橙果崛起的第一步棋。然而，橙果的最初几年充满了艰辛，蒋家第四代的身份对他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他也因为缺少经验一度受挫。他第一次与设计大师MichaelYoung合作，是承接一家银行预算600万台币的赠品设计和生产案，本以为大师的设计客户一定满意，但结果图很美，却没有人能生产出来；勉强生产出来以后，大师对材料又不满意，制作出了一批不堪回首的失败品。

为了度过最初的艰难，这个在员工眼里“强硬不可一世的霸气”老板，“原来是咬牙和血吞过来的”。他跑到捷安特公司，跟管事的人说：“我真的很想做你们的案子，但我不懂设计，也不会画3D模拟图，但我真的很想做你们家的生意，你们给我一个案子做做看好不好？”于是捷安特给了他一个30万的单子。

公司唯一一次周转不灵发生在2008年的农历新年前，蒋友柏必须面对辛苦了一年却无法领到年终奖的40位员工。当时，他能凑到的只有8万新台币，所以把员工们聚在会议室里，一个一个地道歉，用内疚的态度，发出每人2000元的红包，希望心意可以弥补金钱的不足。但是，依旧有员工指责他，身为一个老板，哪怕是去贷款、负债都要筹到足够的钱来发年终奖金，要不然，就不配以老板的身份创业与领导。

如今的橙果设计已发展成为“橙果设计”和“白木顾问”两个公司并行发展，服务五六十个客户；从当初磕磕绊绊地成长，到今天进入不太担心钱的时期；从低三下四求客户，到现在有了“不对牌的客户，再大也不要”的牛气。但正因为有过以往的低谷，如今的蒋友柏一点也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时刻将自己置身于“第十九层地狱”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相同的‘地狱进行式’。随着心智的成熟，背着越来越重的十字架过活会成为习惯。当不能享受时，就承受；到不能承受时，就忍受；而不能忍受时，就接受。一旦学会平和地接受人生十字架，就会找到在地狱进行式中享受的方法。”所以，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或者说难以置信的寡淡生活，对于蒋友柏而言，都是常态。

不知累为何物的蒋老板

作为蒋家的第四代，他说，“蒋”这个姓于他是一种原罪。橙果设计创办初期，蒋友柏和橙果设计更多的是出现在娱乐版而非财经版。蒋友柏记得，他曾经用两个星期时间认真准备一家财经杂志的访问提纲，并且在访问中不厌其烦地向记者介绍他的设计理念，但两周后刊登出来的杂志封面，却是他与其他名模的合成照，并被定义为“美力”的成功。

直到今天，橙果设计还是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家自以为是的假设计公司，靠的是行销手法与知名度，而不是专业与执行力。

就连很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也常常会以为蒋友柏只是一个隔三差五跑来露个面、但其实不干半点实事的挂名老板，来了以后才发现，在早晨7点半给他们开门的不是熬夜未归的某同事，而是这位老板。蒋友柏给自己设计了一种堪称苦行僧的生活习惯，过去的5年，他每天5点半至6点间起床，起床后清理狗大便，叫小孩起床，7点准时出门，8点前出现在公司楼上的咖啡厅。

下午2点钟是蒋友柏的下班时间。3点前，每一天自动进入第二阶段的生活时间。直到9点半小孩上床之前，他的时间都属于孩子和9条狗。晚上10点钟，他进入第二段工作时间。睡觉时间视工作情况而定，一般在11点至凌晨2点之间。

在员工眼里，蒋友柏是一台永动机。10年来，他每年要写300份报告，相当于每天写一份。无论是晚上11点还是早晨7点，收到的工作邮件，他一定会在半小时内给予回复。每天开会、谈案子、聊创意、找员工谈话……永远就没有停歇的时候。一位在橙果工作5年的下属说：“我在橙果5年以来，似乎未曾看到老板因为生病而请假，人总难免会有病痛的时候，但我的老板从来不轻易表现出不舒服，或说真的让我们看出来了，他也会轻描淡写地说他很好……”员工之间，关于老板“独裁”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老板，发火的时候、想到好点子的时候，都会口无遮拦地爆出三字国骂。难怪一个女员工这样评价他：“他骨子里就是个绅士：满嘴脏话的绅士。”

蒋友柏承认，自己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与人相处，“一个同时拥有那么多自负、自卑、自信、自惑和自利的贵族后代，绝对会让周遭的人感到无比无奈与无言的压力。”他的朋友数量，两只手数得完，可以相信的人，一只手还嫌多。那些与他一起经历了公司的种种生死起落依然留在身边的伙伴，都成了他交心的好友，成了公司的顶梁柱。“这些柱子，才是我在设计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骄傲、最有自信的回礼。”

“台北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

Q：《第十九层地狱》是一本怎样的书？

A：这是一本很怪的书，不管是内容还是包装、设计。这也是第一次自己为了出书而写的书，以前的不是，以前是别人要我写的，或者是我的讲稿整理而成的。《第十九层地狱》的写作我从头到尾没有停过，事实上我要做的就是一本可以从头到尾不停顿地读完、一读到底的那种书，这本书是没有断页的。现在的出版已经很久没有改变了，我试图去改变出版的定义。我们还为这本书开发了一个app，只针对苹果用户，没有针对Android系统，因为我觉得Android跟我的个性不符。

这本书比较好玩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的个性定义出来，所以它并不是以卖为出发点，而是以我们能带来什么样的新意为出发点。所以这本书里面还会有歌，我自己写词，请刘轩做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歌是你可以自己去重新mix它、变成是你自己的一首歌。这里面也有图，有我所有的刺青，你也可以把它刺在你身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不把它定义为一本书。

虽然我写的方法只是很平静地叙述了一个我看到的事情，我并不是想要去说服任何人。很多出版社的意图是写书是为了赚钱，所以要写大家看的东西。但我用这个去赚钱，不是很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吗？另外，为什么我写的东西要大家喜欢，或者说符合大众的品位？这好像跟书的观点不一样。

出版业从来没有改变过形态，作家为了版税，流行什么就写什么，但以前作家不是这样。大陆现在把作家当什么？当作明星炒作。作家本来就不是明星，作家是文字工作者，所以这次我不打算做书的宣传。我想，这本书是颠覆了很多东西，有倒回到原点的感觉。

Q：你追求自由创作、不受市场干扰的个性，会否让你在做公司的时候受到很多挫折？

A：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基本上过去五六年，即便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也没有让客户赔过钱，这些就是你的经验值，有了这些，你才会有选择权。现在不是说客户来选择我，而是如果客户不对牌，管你有多大，我就是不要—因为我不缺钱。说真的，没有案子我也可以活得很好，公司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资本，都是这些年用吃苦拼出来的。所以你自己有选择权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更多地做自己，而且做得更精。

Q：选择客户有洁癖，那生活中你会不会也有消费洁癖？

A：付得起就买，付不起就不买，这就是我的消费观。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新鲜不新鲜，只有记忆深不深刻。记忆深刻的东西，我刚好也需要，为什么不买？就算贵，我认同啊，就会买。我在台北很少买东西，出境倒会经常消费，觉得已经全家出境了，就要带一个记忆回来。

我对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买东西是看到喜欢的、觉得真的是需要才会买。我负责这么多客户，随便看一个东西，就会知道它的成本多少，怎么卖。没有办法，做了那么多年，很自然就会把它解构开来。

Q：你觉得现代设计总体来说，是过多还是不足？

A：我觉得不是过多或不足的问题。以哲学来讲，产品最大的功能就是做到中和，是一个物体和周遭的关系。你只要抓到这个，产品不会过多或者过少。你觉得过多是因为很多产品都很突兀，不知道要不要有；你觉得过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好像就那几样。设计的美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对我来说，设计的重点不在于美感，而在于策略和商业。

Q：你不在台北消费，但台北对你来说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A：没有。我都快疯了，台北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什么都没有。

Q：那你所欣赏的城市是哪里？

A：我其实还好，去哪里都是一样，是新鲜的感觉。夏威夷我们常去，很喜欢那里的感觉，日本也常去，喜欢他们的态度。新加坡还好，四年去一次就好了。迈阿密也不错。小孩子澳洲还没去过，想去看看动物。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目标，基本上是哪里适合小孩子和家人去放松的，我就去哪里。我去的任何城市，都能找到一些新的不错的东西。对我来说，好玩的地方一定是要适合家人。

Q：你是家庭感很重的人，是如何做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

A：我分得蛮开的。当然，脑袋基本上一直会在想工作的事情，但只要我离开办公室，还是尽量回到生活中来，这是经过很多年的锻炼才能做到的。我真的不喜欢把生活和工作混淆。我的客户就知道，只要我离开办公室，电话打过来我一定是不接的。等小孩子睡了，我才开始一个一个回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