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现在中国走的还是邓小平的路

《邓小平时代》简体版出版，访谈对象含大量高层人物傅高义：现在中国走的还是邓小平的路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北京

在美国学界，或许没有人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更有解释中国崛起现象的雄心—至少在资源的利用上。利用工作之便，傅高义在几十年里结识了大量中国高层官员，与他们中许多人的子女有师徒关系，并试图理解他们的困境和挑战。2000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当时年届70的傅高义，接受了《华盛顿邮报》前驻外记者Don Oberdorfer的建议，撰写一部邓小平传记，一写便是十余年。

“我认为邓小平特别重要，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他改变了自己的国家，他的历史作用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我是这样看的。”2013年伊始，这本《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出版，作者本人出席了在北京三联书店的新书发布会，而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学者去年11月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作了有关“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在习近平重走南巡路之后，他甚至开始调侃自己的新书《邓小平时代》在大陆发行“赶上了好时候”，“现在中国主要走的是邓小平的路，我以前这么看，现在也是这么看”。

“邓小平是如何做到的”

与其说《邓小平时代》是一本传记，不如说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所属的时代的分析。而用简体版新书宣传资料中的话概括，该书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

“我从2000年就开始为写这本书做准备，我当时估计的时间是5年完成。”傅高义给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写作的过程，“为了能够让自己在访谈中共高层领导人时普通话更流利，我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教了我一年中文。”

经过了一年的停滞不前，傅高义决定“绕道”而行，从研究陈云下手。“对陈云的研究就花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傅高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的访谈对象里不仅有邓小平的支持者，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其实早在这个项目开始前，我与他们也是朋友”。不过，他的访谈对象名单，更多地被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占满—有媒体评论，傅高义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关系学”。

“我见过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还有大女儿邓琳；我与万里的女儿和赵紫阳的女儿都有过长时间的交谈；我也与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进行过研讨；也见过陈毅和叶剑英的儿子，以及曾工作在叶剑英身边的他的侄儿……”

据该书前言介绍，傅高义的访谈对象，包括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如江泽民、钱其琛、黄华、任仲夷、李锐等人）和深度参与那个时代的各界人物，曾与邓小平有过接触或者对邓小平有特别认识的国外政界、学界人士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和海外著名学者王赓武、郑永年等，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霍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等。

他跟时代周报记者谈论对邓小平的评价。“我个人做了研究后发现，邓小平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考虑了改革的事，其实其他很多人都考虑了—比如华国锋—中国需要改革开放。但是如何领导工作，我觉得能够处理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作用，在于处理矛盾。他认识到了毛泽东很多后期的错误，那么应该如何改？很多人非常崇拜毛泽东，但是中国怎样离开毛泽东的做法？我觉得这个工作的确很难。还有很多人喜欢原先走的那条路，包括公社化，但邓小平觉得那条路应该改变，应该让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傅高义说。

“邓小平曾遇到Tip ONeill（已故的民主党众议院前议长），Tip跟他讲白宫与议会发生争执的事。邓小平听得非常开心，还邀请Tip到中国来。不过同时他也告诉Tip，这样的争执在中国不会发生。”傅高义说，“他并不希望资本家拥有政治权力。他更希望一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走在市场经济的前端，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应该被称为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

“20世纪的历史上，难道还有人比邓小平更大范围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吗？”“在20世纪的领导人中，难道还有其他人比邓小平在世界历史上更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吗？”这两个反问句以结论的形式被傅高义写在了《邓小平时代》中，而他所做的更多是对“邓小平是如何做到的”的回答。

褒扬与争论

这本《邓小平时代》2011年在欧美一经出版后，也因为“过度褒扬”的姿态而引来了诸多学者、主流媒体的“批判”，不过社会学家出身的傅高义应该“习以为常”—批判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界的惯例，而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

最严厉的批判来自于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佩里·安德森。在发表于《伦敦书评》上题为“Sino-Americana”的书评中，佩里·安德森将《邓小平时代》称为“毫不脸红的奉承”之作。

“有一部分关于中国的作品以美国为参考系写作，一般来说，作者专职或兼职地为国家工作，他们的问题是，‘中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傅高义曾在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做专门任命工作，他称CIA为保证不出现泄密，审阅了他的邓小平一书，他在哈佛教书，该校校刊称这本书为其辉煌学术工作的封顶石……该书在两个层面存在问题：首先是850页的篇幅，作者想让一般读者接受，但过于絮叨细节无论卖出多少本也不会有几人真正阅读；其次既是传记，需要历史想像力，傅高义从训练到思考却都是社会学者方式，而他个性又喜褒扬，写过《日本第一》，在1979年吹捧日本，日本泡沫破碎后继续称赞韩国朴正熙为20世纪成功现代化其国家的最杰出的四大国家领导人之一。”佩里·安德森在开头这样评价，并随后就书中各个细节进行了讨论。

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书评，他认为“傅高义这部厚重的传记, 写得很有叙事技巧, 富有高超学术水准，阐明了应当对邓小平更崇敬的理由……本书并非充满溢美之词，但某些段落读来确有几分像是授权的传记。书中或会提及邓小平的缺点，但给出的总体评价中，展示其瑕疵时却是手下留情……傅高义有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因邓小平而得以脱离贫困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为此他应该得到嘉许。”

较为中立的评价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退休教授、政治学家理查德·鲍姆认为，对邓小平的领导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内部权力斗争，该书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但是，那些成果被一些章节淡化了，读起来像是“唱了一首毫无批判性的赞歌”。而其他评论则有“一些内容读起来像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材料”等。

即便非议种种，《邓小平时代》出版繁体版后，便在大陆掀起阅读热潮。据傅高义中文版权代理甘琦透露，国内竞争该书简体版权的出版社最初达30余家。“我们按国际出版业的惯例，以内容分析和营销策划案为依据，选定了五家进入终选的出版社。最后入选的两家由傅高义亲自在香港见面定夺，竞争可说激烈。”甘琦说。不过无论是她，还是傅高义本人，均未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另一家进入终选的出版社情况。

据三联书店方面称，他们的目标是发行100万册，而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新华社记者直接将该书“定义”为2013年最畅销书，尽管尚在新年伊始。不过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翻译者、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却在傅高义国家图书馆讲座现场的“点评”环节，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研究中国的东西，在大陆总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

“批评我的人没有详细看书”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北京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2000年已经从哈佛大学荣休，如今依然住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地方。2013年伊始，《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版，傅高义在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傅高义有别于他的前辈费正清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是“与人谈话”。所以他与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他与诸多中共高层及高干子弟的访谈经历，并回应了英文版《邓小平时代》2011年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议，甚至试图为新一届领导人“出谋划策”。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基本的思想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要适合当时的需要。中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想你们的领导人基本上已经知道了，首先是需要法制。当下比起邓小平的那个年代情况更复杂，所以腐败问题比上世纪80年代多得多；然后是透明度问题，我听说现在中国能上网的人已经达到5亿，所以如果宣传部门做的还是太狭隘，大家都不会同意。宣传部门应该把门槛降低，给记者多一些自由。”不过这位“中国通”话锋一转，紧接着表示，“其实透明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是完全透明的。当然也不能乱讲话，如果乱说话的话，那是不行的。我说的是要给记者多一点自由，但也要有限度。”

“我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

时代周报：你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前，采访了许多人，比如邓小平的女儿邓蓉、万里的女儿、赵紫阳的女儿等。你是如何做到的？

傅高义：我认识邓蓉是因为我参加过一个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我见到了她。这个代表团是兰普顿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组织的。他把邓蓉邀请过来，但当时我们只是认识。后来邓蓉的女儿从Wellesley College毕业，她也来到了波士顿。我就给邓蓉写信，说哈佛想邀请她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们一起吃饭，她就来了。就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联系，所以后来我研究邓小平给她打电话，问能不能请她谈谈父亲，她也同意了。

我能访问到赵紫阳的亲属，是因为赵的孙女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我也见过她的母亲Margaret Ren，她是搞美术的。正好我有一个美国朋友Freda Murck也在北京搞美术，所以我就问他能否做个中间人介绍我们认识。Margaret Ren在她女儿从哈佛毕业的时候，过来跟我做了一次访谈。而我能访问到万里的女儿，是因为一位美国的朋友与他们夫妇十分相熟，也是经人介绍。

我觉得很多中国父母都很喜欢哈佛大学，所以如果以哈佛大学的名义邀请他们，他们大多会接受，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也想了解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另外一点可能是我本来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也是想交朋友。为了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访谈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了解他们的背景，搞清楚什么问题他们能够回答。我并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所以这可能比较有利。

时代周报：你也与江泽民做过一次访谈。那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傅高义：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那时候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1997年江泽民访美，在哈佛演讲就是我从中安排和协助。哈佛那次演讲非常成功，最后江泽民在现场还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此后我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几次，所以在写作《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江泽民也跟我谈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

时代周报：你对他作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怎么评价？

傅高义：我觉得江泽民在1989年之后能够让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姿态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错。江泽民非常有幽默感，并且致力于改革开放。

“我是客观分析”

时代周报：这本书花费了你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了整整十年。会不会因此对于一个人物有了感情，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邓小平时代》在2011年英文版出版后，西方媒体和学界对你在书中表达的对邓小平的态度和判断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较严厉的。你怎么看？

傅高义：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客观的分析，搞清楚他为什么这么想，同时客观分析他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对于一些曾经生活在北京的记者和其他人来说，他们或许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很明显没有好好看书。我知道有知识分子认为我应该更有评判性，但那些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说，我对邓小平的想法和行为有着清晰的了解，并且用非常中立的态度讲述这些。我确实没有作出道德判断，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认为不应该评价是好还是坏，而是应该试图去了解他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些什么影响，以及其他在中国的人如何看待他。他为什么这样做，才是我有责任解释的问题。

时代周报：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在你的书中所占篇幅非常少。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批评，认为“在近900页的书中，只有30页叙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这样一来，人物就完全失去了历史背景”，你怎么回应？

傅高义：关于前面65年写得这么少，我觉得一本书不要太长了，应该有一本，不要有两本。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所以前65年，我想把最重要的影响到他改革开放那个时期的工作背景写出来，让读者了解。虽然我写得比较少，但是我用的时间的确很多。我开始写了200页，后来是60页左右。开始写了200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说如果包含这么多事情的话，没有办法在一本书里面写好。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也是为了美国人了解现代中国。我为什么觉得改革开放时期对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到现在的影响很大，为了了解现在中国的做法，为了了解改革开放的做法，那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佩里·安德森的评论。我认为，写我那本书的书评人很多没有详细看书，我认为这么厚的书，记者、学者也要做很多工作，他没有时间看完，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利用这个书评表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好好看书。所以我认为，佩里·安德森是没有读完的，他属于这一类。

时代周报：大陆引进的简体版删掉了一些内容。删节后是否会影响读者对该书的整体把握？

傅高义：我最初到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能说话、能出版的空间、范围太小了。我看了30年，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们美国人会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应该是把英文版全本翻译出版，但中国的确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依我看来，以中国现在能说话的范围内，三联已经十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的基本意思，也在简体版全部体现了。而有些事情，那可以看香港版。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研究基本都包含在三联版里，他们非常努力，应该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