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家庭养老功能已丧失 但也不能靠全能政府

　　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在观念中还认为老龄化是社会的负担，所以不是在考虑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和政策，而是在思考解决老年人问题的办法，也就是应急治标，而不是根本性解决老龄化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 、特约撰稿章斯睿 | 上海报道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简称《老年法》），专门强调了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修订后的《养老法》单独成立“社会服务”一章，明确了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的制度设计。

　　在一个成熟的养老体系的构建中，家庭、社会如何协调，将呈现怎样的趋势？《瞭望东方周刊》对此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

　　家庭应该做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养老供给无法满足养老的需求？

　　彭希哲：社会养老是大势所趋。但是现在我们走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了家庭养老。如今传媒在扩散一种观念——家庭养老已经不可能，只能由社会来养老。实际上，养老并不能全靠社会，家庭养老也没有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很多地方都提倡了家庭养老，比如上海提出了“9073”，家庭养老依然是负担养老责任的一部分。

　　彭希哲：“9073”即为90%的老人住在家里，称为“居家养老”。而我指的是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这是两个概念。居家养老是指老人住在家里的养老方式。剩余10%的老人中，30%住在养老院里，70%的老人选择日托等社区养老服务。但是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并不只是老人住在家里，而是要和子女住在一起，子女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现在子女都不愿和老人住在一起，造成“空巢家庭”，老人依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过是空房子。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彭希哲：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特别是家庭养老的责任。如今的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中，多受到别人的照顾，而自己却并不愿意或者说并不知道如何去照顾别人，尤其是有老年痴呆情况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当然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承担了过去一家几个孩子共同承担的养老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年轻人恐婚、不愿意结婚的原因之一，考虑到以后还要照顾孩子，所以感觉负担很重，也造成年轻人的一种焦虑症。

　　这其中也有学者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他们不断渲染年轻人结婚后不但要照顾彼此的父母，还要照顾父母的父母，即12个老人，而且现在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以生养二胎，这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妻除了要养2个孩子还要养12个老人，听起来就让人恐慌。

　　《瞭望东方周刊》：传统的家庭的养老功能是不是已经丧失？

　　彭希哲：从这点来看，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确实已经基本丧失，所以才要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我们并不能抛弃家庭养老。不过，这又涉及当今国内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家庭政策，没有支持家庭承担各种传统和现代社会功能的一系列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政策是支持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政策？

　　彭希哲：举个例子来讲，在我国，所得税、养老金等税收政策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某人去世，那么他的养老金不能转移给配偶，那么这个政策中，“家庭”是缺损的。如果可以把“家庭”的概念放进去，政策就会更人性化，可以帮助家庭去承担养老的责任。

　　国外某些国家的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制度。养老金制度也应该如此，假定某丈夫先于妻子去世，而其妻无工作。在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养老金体系下，她是没有养老金的，作为居民只能享受财政补贴。

　　但如果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养老金制度，那么她丈夫养老金账户中没有用完的余额就可以转移到妻子账户里，让妻子继续享受他的养老金；如果家庭中成员能长期护理老人，那么国家应该把这部分本来应该拿去请护工护理的补贴转移给家庭成员。

　　这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思考的“家庭发展政策”，即使家庭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成员关系越来越简单，养老的功能还能继续维持，养老的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方法来提高。现在过多讨论的是“9073”中的“3”的那部分：讨论养老院怎么建设，钱从哪里来，土地怎么征，如何建立日托。而恰恰没有考虑的是“家庭”应该做什么，也就是90%的那部分。

　　养老并不能依靠“全能政府”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家庭应该承担的养老责任外，政府在养老这个问题上扮演什么角色？

　　彭希哲：中国政府始终是一个“全能政府”的概念。30年前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行时，其实是一种对家庭养老批判的态度，那时候宣传政府将包办养老问题。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点，因为养老涉及整个社会体系的重构。

　　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建造养老院，为日托的老人提供服务，帮助老人护理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其次,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参与社会养老。最后，为养老的护工人员提供足够的培训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一直都在不断调整养老政策，为什么养老问题依然严重？

　　彭希哲：政府仍然从传统角度出发来考虑老年人问题。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在观念中还认为老龄化是社会的负担，所以不是在考虑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和政策，而是在思考解决老年人问题的办法，也就是应急治标，而不是根本性解决老龄化社会。

　　例如，女性50岁退休的标准就颇为不合理。因此，首先就要改变的是对老年人的定义，年龄上要适当拉长。一个人20几岁开始参加工作，工作到50岁退休，预计寿命是80岁。也就是说，她劳动了20几年，而国家要养她30年。

　　媒体经常把一位57岁的人就称为老人，这就很不合适。传统中国对老人的年龄定义，例如“六十花甲，七十古来稀”放到今天应该得到改变，因为我国的人口寿命越来越长。否则，老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假如我们能转换观念，仔细想想一个人到了七八十岁，仍然身体健康，神智清明，那么这对社会来说就不会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需要政府参与的，还有对社会观念转变的推动？

　　彭希哲：是的。比如，“退休”的说法，欧洲国家就将此定位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一般来说，65岁开始可以领取养老金，当然，也可以工作到70岁再去领取，而且到了70岁以后领取可能还会比之前多。

　　从上述角度来考虑我们目前情况，就会发现即使从数字上有360万左右60岁以上户籍的老人生活在上海，但真正需要照顾和护理的是75岁以上的老人。而现在我们将所有360万人都“一锅端”，当成是传统意义上的“老人”。

　　《瞭望东方周刊》：从公共政策执行上，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彭希哲：从政府角度上说，对养老问题的管理是属于民政局和老龄委，实际上，这两个部门承担不了这些职能。尽管老龄委的设立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是以上海为例，20万老干部有老干部局来管理，而340万的老人只有一个虚职的老龄委。所以说，需要在制度中设立一个统筹的机构来管理老人的方方面面。

　　企业应该重新预估老人群体的购买力

　　《瞭望东方周刊》：在养老问题上如何给企业和社会机构定位？

　　彭希哲：他们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今企业界“偏爱”的消费者是儿童和妇女，却没有把老年人当成一个“产业”或“事业”。传统观念上的“老人”让大家觉得老人舍不得花钱，却很容易被骗钱。很少有人想到老年人还有其他的需求。

　　21世纪的老人已经不同以往了。首先，现在的老人和过去十年的老人是有差别的，未来十年的老人和现在的老人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老人是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统老人，未来十年的老人是出生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左右的人。出生年代的不同就会使得老人们的差异变成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企业应重新预估老人群体的购买力？

　　彭希哲：是的。传统老人是没资产缺钱，所以政府要解决这部分老人的经济问题。而未来十年的老人是有资产有房子的，他们有退休工资有养老金，他们比前一代老人来说，有更强大的购买力。商家还没有看明这点，还是从传统市场观念出发，觉得老年人舍不得花钱，却没有看到老年人群体的差异，经济状况在发生变化。

　　老年产品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继汽车市场之后又一个支柱性产业，涉及吃穿住行。例如，可以考虑设计适合老年人的小型车辆,居住上可以有整体配套的老年人社区。